国学人物：严复

严复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，也是早期报刊政论家，小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人物吧!

严复(1853——1921)，原名宗光，字又陵，后改名复，字几道，福建侯官人。少年时期，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，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。1877年到1879年，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，先入普茨毛斯大学，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。留学期间，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，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，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。回国后，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，完成了著名的《天演论》的翻译工作。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，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。在《天演论》中，严复以“物竞天择”、“适者生存”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，提倡鼓民力、开民智、新民德、自强自立、号召救亡图存。译文简练，首倡“信、达、雅”的译文标准。主办《国闻报》。“与天交胜”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。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、斯宾塞的《群学肄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等，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、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，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。辛亥革命后，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。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。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，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，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。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“国种特性”会“如鱼之离水而处空，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，谓之失其本性，”而“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。”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，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，完全用来治旧学，“用以保持吾国四、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。”

一、生平大略

严复(1854-1921年)，福建侯官(今福州)人。字又陵，又字几道。他自幼聪颖，又受家学熏陶，有较好的古文功底。长大后师事黄宗彝，对儒家经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十四岁时，因父亲去世，家道败落，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，转而入洋务派左宗棠、沈葆桢等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，学习现代造船技术。他对几何、代数、水重学、光学、电磁学、地质学、军事学、伦理学、音乐等学科知识都有涉猎。1876年，严复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。其间他的兴趣逐渐脱离本行，转移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制和哲学。在这一时期，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非常广泛。他不仅对西欧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、牛顿、康德、培根、霍布斯、洛克、笛卡尔等有所研究;而且对古代欧洲的思想家，如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伊璧鸠鲁、德谟克里特等，也有一定的了解。而这些思想内容对严复影响最巨者，则是当时西欧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、政治观点，在英国广泛传播的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、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论思想。这些见闻与学习经历，使得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，比之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仅靠间接得来的认识大不相同，以致郭嵩焘、吴汝纶、梁启超等都交口称自英国归来的严复“中西兼通”。这一学术造诣上的特点，为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础。

回国一年后，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，先后任总教习(教务长)、会办(副校长)、总办(校长)等职。但从政治上来说，由于洋务派名为新政，实则与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双方面妥协的本质，李鸿章对严复并不真正予以重用;而与此同时，严复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不满意。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，认为他们所谓的“富国强兵”之道，不过是“盗西法之虚声，而沿中土之实弊”，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。他始终认为，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，才能致中国于富强，免于灭种亡国。因为对洋务派失去信心，严复企图通过“仕宦”之途，依靠封建旧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因此，尽管他深为“仕宦之不达”而感慨万千、牢骚满腹，但还是开始参加科举考试。但两次应试，均以失败告终。他借科举来登上政治舞台，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也落空了。

甲午战争的失败，使洋务派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，一个泱泱大国不仅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，而且还被迫签订空前的屈辱条约，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，新的一轮瓜分殖民地的竞赛在列强之间展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面前，同时也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，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：“尝中夜起而大哭，嗟呼，谁其知之!”在没有政治实力、无法实现其救国主张的情况下，严复采取了以译著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。这在当时，应该说是他的一种新的斗争手段。guoxue国学wang网

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的三年间，维新运动蓬勃发展，严复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。在这三年内，他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：第一，1895年在天津《直报》上先后发表了《论民变之亟》、《救亡决论》、《原强》及《辟韩》四篇重要论文，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这其中《原强》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，《辟韩》则对封建主义专制政治提出了最尖锐、最严厉的抨击。第二是《天演论》的翻译。这是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。第三是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共同在天津创办了《国闻报》，内中主要社论，大半出自严复之手，文风尖锐泼辣。《国闻报》与当时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《时务报》南北响应，风行全国，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阵地。

然而，从本质上说，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制约，严复并没有对封建势力彻底绝望，他依然希冀得到朝廷的重用，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。在戊戌政变前后，他写了长篇政论《拟上皇帝书》，希望光绪帝效法西方，变革政制。但无情的历史再次将他的希望打得粉碎。在北京，严复亲眼目睹了戊戌政变的过程。义和团运动发生后，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，先后任天津开滦煤矿华人总办、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前身)信译局总办、复旦大学校长、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、北京学部(教育部)名词馆总纂等职。但他的精神所寄，仍在于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。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余年中，他主要翻译了如下几部资产阶级著作：亚当·斯密：《原富》(1902)、斯宾塞：《群学肄言》(1903)、约翰·穆勒：《群己权界论》(1903)、甄克斯：《社会通诠》(1904)、孟德斯鸠：《法意》(1904-1909)、约翰·穆勒：《名学》(1905)、耶方斯《名学浅说》(1909)。它们与《天演论》一起，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著。这八种西方学术著作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、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，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。这个时期的严复仍以积极向上的工作，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。